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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剂，方剂学名词。药物剂型之一。又称汤液。用药物煎汤，去渣取药汁而成。汤剂具有吸收快，作用强的优点，故有"汤者，荡也。"又可根据临床具体病症灵活处方，故临床上应用最广。《千金要方》序:"凡古方治疾，全用汤法，百十之中未有一用散者。……卒病贼邪，须汤以荡涤。"《圣济经》:"汤液主治，本乎腠理，凡涤除邪气者，用汤最宜。伤寒之治，多先用汤者以此。"又称汤液。汤剂多为复方，药物之间能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从而达到增强疗效，缓和药性的目的，并能充分发挥中医方剂中各药物的配伍作用。汤剂是药材加水煎煮一定时间后，去渣取汁制成液体剂型，主要供内服，少数外用多作洗浴、熏蒸、含漱用。它是我国应用最早、最广泛的一种剂型，在防治疾病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仍为中医临床应用的重要剂型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医门诊处方中应用汤剂约占50%左右。汤剂主要的优点是;1.能适应中医辩证理论治的需要，其中处方组成用量可以根据病情变化，适当加减，灵活应用;2.复方，有利于充分发挥药物成分的多效性和综合作用;3.汤剂为液体制剂，吸收快，能迅速发挥药效;4.以水为溶剂，无刺激性及副作用;5.制备简单易行。但是汤剂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煎液体积较大、味苦，服用、携带不方便;多系依据医生处方临时配制应用，不宜大量制备，也不利于及时抢救危重病人;易发霉、发酵、不能久贮。因此，近年来对汤剂进行了有效的剂型改革，例如中药合剂、颗粒剂、口服液、等都是尽量保留汤剂优点克服其缺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药新剂型。

煎药器具

中药汤剂煎煮器具与药液质量有密切关系，历代医药学家对煎器均很重视。如陶弘景说:"温汤忌用铁器。"李时珍说:"煎药并忌用铜铁器，宜银器、瓦罐。"古人强调用陶器煎药是因陶器与药物所含的各种成分不发生化学反应，煎出的汤剂质量好，又因砂锅导热均匀，热力缓和，价格低廉，因而沿用至今。搪瓷器皿和不锈钢锅，具抗酸耐碱的性能，可以避免与中药成分发生化学变化，大量制备时多选用。铝锅不耐强酸和强碱，故对酸碱性不很强的复方汤剂仍可选用，但不是理想的煎煮用具。铁质煎器虽传热快，但其化学性质不稳定，易氧化，并能在煎煮时与中药所含多种成分发生化学反应，如与鞣质生成鞣酸铁，使汤液色泽加深，与黄酮类成分生成难溶性络合物，与有机酸生成盐类等，均可影响汤剂质量。铜器煎药虽传热效率高，但可与某些药物发生化学反应铜生成碱式碳酸铜等。这些金属器皿能与药材中某些成分起化学变化。有些虽能催化某些成分的氧化，影响制剂的稳定性和药效。故一般认为，铁、铜、铝、镀锡等器具不宜供煎药应用。前人提倡用银器煎药，其化学性质虽稳定，但价格昂贵，得之不易，且因导热性强，锅底温度甚高，不耐高温的成分易破坏，水分蒸发快，易产生药材糊底焦化现象，故也无实际应用意义。医院煎药多数采用自动煎中药机，可自动控制煎药温度和时间，使煎药、滤过、煎液包装在一台机器上完成，既方便又卫生，医院药店煎药房选用。

煎药方法

火候煎药热源与浸出效率及煎液质量亦有关。民间一艘沿用直火煎煮法，沸前用大火(也叫"武火")，沸后改用小火(也叫"文火")，保持微沸状态，使其减慢水分的蒸发，有利于有效成分的溶出。水量煎药的加水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加水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汤剂的质量。药多水少会造成"煮不透煎不尽"，有效成分浸出不完全，并易干糊;药少水多，虽然能增加有效成分的溶出，但汤液的量过大，不宜病人服用。药物质地不同其吸水量有显著差别，重量相同的药物，质地轻松其容积必大，吸水量多;质地坚实其容积必小，吸水量亦少。煎煮花、叶、全草类及其质地轻松的药材，其用水量大于一般用水量;煎煮矿物、贝壳类及其它质地坚实的药物，其用水量应小于一般用水量。传统经验是将药物置煎锅内，加水至超过药物表面3~5cm为宜，第二次煎煮超过药渣1~2cm即可。这是一种行之方便，又比较容易掌握的加水方法。次数实践证明，一次煎煮比多次煎煮有效成分丢失多，药物饮片厚薄或粉碎粒径适宜，一般煎煮2~3次，基本上能达到浸提要求。煎煮次数太多，不仅耗费工时和燃料，而且使煎出液中杂质增多。时间多数药物在煎煮前应加冷水浸泡适当时间，使药材组织润湿浸透，以利于有效成分的溶解和浸出。煎煮时间应根据药物成分的性质、质地，投料量的多少，以及煎煮工艺与设备等适当增减。一般说来，解表药头煎10~15分钟，二煎10分钟;滋补药头煎30~40分钟，二煎25~30分钟;一般性药，头煎20-25分钟，二煎15~20分钟，汤剂煎得后，应趁热滤过，尽量减少药渣中煎液的残留量。

煎熬和合

中药成分在前制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化，近年来已渐引起重视，并进行了初步探索。汤剂多为复方应用，了解群药共煎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变化，对于探索汤剂及其他中药制剂组方的意义、评价制剂工艺、稳定制剂质量、发挥预期疗效及新制剂的开发与综合利用等，都具有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1.溶解汤剂群药共煎，常有难溶性成分的可溶解易溶性成分被药渣再吸附的现象。药材成分在热水中的溶解度及溶出度由共存的高分子多种成分系统及其他成分的可溶性，煎液的PH值等因素决定的。例如药液中含有酸性成分，可使生物碱类弱碱性成分的溶解度增大。苍术中的菊糖能增加芦丁溶解度2.5倍，并能增加萜糖类成分的溶解。糊化淀粉能与芦丁、麻黄碱及酚类物质结合成复合体，能使芦丁溶解度增加3.8倍，槲皮素增加6.5倍。实验表明，葛根中麻黄碱含量亦高于其他含有麻黄碱方剂1倍左右。方剂中配伍楷物亦能影响某些药物的溶解度，如石膏在大青龙汤中的钙离子含量最高，木防己中含量最低，这些现象是各种成分的相互作用引起的称为"共熔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煎液的酸碱度值过低或溶出成分间的相互作用。也可导致某些可溶性成分难溶解及药渣吸附损失的现象。有些成分具有热溶冷析的性质，在煎制过程中应注意保温，避免沉淀流失。2.挥发含挥发油或其他挥发性成分的药物，在煎煮过程中，常致挥发逸失。实验表明含挥发油的药材，加水冷浸1小时以上，在煎制30分钟的汤剂中含量最多，煎煮时间短挥发油不能充分煎出，时间长，则致挥发逸失，半夏厚朴汤中挥发油的含量有有原药材的3.5%，汤剂药渣中的含量有49.8%说明有相当部分的挥发逸失。柴胡桂枝汤中的桂皮醛的煎出量通常在原药材含量的5%以下，采用回流煎煮的含量则多达54%，说明回流煎煮可以减少挥发性成分的损失。3.分解制剂生产过程中，由于选用的工艺的方法或操作条件不当，可以导致某些成分的分解。三黄汤心汤用冷浸法制备，其中番泻叶甙浸出率比煎煮法约高20%左右，小檗碱的浸出率比煎煮法约高10%左右，说前煎煮过程的分解损失。汤剂进一步行浓缩或干燥时分解更多。如三黄泻心汤制成干浸膏时，用常压浓缩、干燥或减压浓缩、干燥，浸膏中的泻甙、小檗碱、黄岑甙等含量约可降低23%~94%，而用受热很少的逆渗透法浓缩法与喷雾干燥制品，则含量仅降低约1%~6%。4.反应药材成分间的相互作用复方群药共煎时，某些成分在煎煮过程中可以生化不反应或其他作用，产生不利或有利于临床需要的影响。因而在煎制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不利影响。如某些成分相互作用，产生沉淀，则被药渣吸附或滤过丢失，影响疗效。在组方配伍时，要尽量避免这种现象发生。某些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新的化合物，使疗效增加，在组方配伍及制备过程中就要促进这种作用的发生。

特殊煎服

汤剂处方中有些药物不宜与药中群药同时入煎，应分别情况，区别对待。1.先煎①矿石类、贝壳类、角甲类药物因质地坚硬，有效成分不易煎出。如寒水、石膏、赤石脂、灵磁石、紫石英、白石英、海浮石、鹅管石、青礞石、花蕊石、自然铜、牡蛎、石决明、珍珠母、海蛤壳、瓦楞子、龟甲、鳖甲、穿山甲、水牛角等，可打碎先煎30分钟。②有毒的药物如乌头、附子、雪上一枝蒿、落地金钱、商陆等，要先藏1~2小时，先煎、久煎能达到减毒或去毒的目的。③有些植物药先煎才有效，如石斛、天竺黄、藏青果、火麻仁等。2.后下①气味芳香，含挥发油多的药物，如薄荷、藿香、木香、豆蔻、砂仁、红豆蔻、草豆蔻、檀香、降香、沉香、青蒿、玫瑰花、细辛等均应后下。一般在中药汤剂煎好前5~10分钟入煎即可。②不宜久煎的药物如钩藤、杏仁、太黄、番泻叶等应后下。一般在煎好前10~15分钟入煎。3.包煎①花粉类药物，如松花粉、蒲黄;细小种子果实类中药，如葶苈子、菟丝子、苏子;药物细粉，如六一散、黛蛤散等均应包煎。这些药物虽然体积小，但总表面积大，颗粒的疏水性强，浮于水面或沉于锅底，故需用纱布包好与其他药物同煎。②含淀粉、黏液质较多的药物，如秫米、浮小麦、车前子等在煎煮过程中易粘糊锅底焦化，故需包煎。③附绒毛药物，如旋覆花等，包煎可避免绒毛脱落，混入汤液中刺激咽喉，引起咳嗽。4.烊化一些胶类或糖类药物，如阿胶、龟甲胶、鹿角胶、龟鹿二仙胶、鸡血藤胶、蜂蜜、饴糖等，宜加适量开水溶化后，冲入汤液中减人汤液中烊化服用。如若与方中群药同煎，不但使煎液黏度增大，影响其他成分的扩散，胶亦受到损失。芒硝、玄明粉等亦可溶化后，冲入汤剂中服用。5.另煎一些贵重申药，如人参、西洋参、鹿茸等，可以另煎取其汁液，兑入煎好的汤剂中服用。6.冲服一些难溶于水的贵重药物，如牛黄、三七、廊香、羚羊角、朱砂等宜研极细粉加入汤剂中服用，或用汤剂冲服。7.榨汁一些需取鲜汁应用的药物，如鲜生地、生藕、梨、韭菜、鲜姜、鲜白茅根等榨汁后，兑入汤剂中服用。竹沥亦不宜入煎，可兑入汤剂中服用。

汤剂服用

汤剂能够充分适应中医辨证施治的需要，并具有疗效快，易吸收，作用强等几大特点，特别适用于各种慢性疾病。清代著名医学家徐灵胎就曾讲：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反而有害……”就指出了正确的服用汤剂可以加速病情的好转，而错误的服用方法会使病情恶化。由此可见汤剂服用方法是否正确，直接影响着药物在人体中的吸收和治疗效果，如何才能正确服用汤剂呢？我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服药时间　服药时间应根据病情来决定。病在上焦的(心、肺部)，欲使药力停留较久，宜饭后服；病在下焦的(膀胱、肠)，欲使药力迅速下达，宜饭前服；清热解毒药、润肠泻下药、滋补药宜空腹服，此时胃中空虚容易吸收。所谓空腹服即指早饭前一小时或晚饭后一小时服药。特殊药物应特殊服用，如助消化药在服药前应少量进食以助药效；驱虫药应在早晨空腹服，服药前应喝点儿糖水，这样可以提高杀虫的效果；攻下药在得大便后应立即停服；安神药、滋补药、延缓衰老的药物都宜睡前服用；安眠药应在睡前2小时服用；治疟药应在发作前2小时服用。急诊用药则不拘时间，慢性病多服丸、散、膏、酒者，应定时服用。如遇汗难出者，可缩短服药的时间，以利于发汗。二、服药温度　汤剂在治疗一般疾病时均宜采用温服法，对有特殊治疗需要的情况应按特殊的服法服用。凡属理气类药，热则易舒，凉则增滞；活血、补血、凉血、止血类药，寒则瘀淤，热则沸溢。凡服解毒剂，俱宜冷服，可使毒物之淤滞易于排出，热服则增毒物之宜散。凡热性病宜冷服(如四虎汤)，而寒性病则宜热服，发散攻下，以助药力。行血脉通络达筋骨者宜热服，收涩固精止血之剂则宜冷服。除烦止渴祛暑之剂宜热服，解表药多属辛散之品，功能疏散肌表，宜热服；清热药和消暑药宜冷服。大热病用寒药应温服；大寒病用热药应冷服。对于不应冷服的汤剂在服用后会引起胃肠刺激，出现腹痛或呕吐，可用生姜擦舌即止。三、服药剂量　中药汤剂均是煎煮2～3次后的合并液，再按临床需要分次服药，一般来讲，每次以服用毫升为宜，但有的病症也有例外。发热病人服清热解毒剂时，药液可稍多些以助药力；生津止渴药，药液量也应多，并可代茶频服。身强者服药多些，身弱者如儿童和重病人，服药量应少些。一般儿童1岁以内用成人药量的五分之一，1～3岁用成人药量的四分之一；4～7岁用成人药量的三分之一；8～10岁用成人药量的一半；10岁以上就可以用成人药量了。四、服药次数　一般汤剂一日分早晚两次服用，清热解毒药可每日服3～4次。补液药应早晚各服1次，发汗药可加服2～3次，含咽药汁可少量多服几次。掌握了这些方法之后，就能够更好地利用药性，达到更佳的治疗效果。中药汤剂是中医常用的剂型，服用汤药的方法很有讲究，倘若能科学服用，则对提高疗效大有帮助。冷服在药物冷却后服。凡是解毒药、止吐药、清热药均宜冷服。温服在药液不冷不热时服。凡平和的药、补益的药，均宜温服，使其益气，增强补益的功能。热服在药液比较热的时服用。凡解表药、治疗伤风感冒的药，宜趁热大口服下，以达到发汗目的，祛寒、通血脉的药也宜热服。顿服是指药性峻烈的小剂量汤药，要一次服完。多用于病重或胃肠病患者，目的在于使药物不伤正气的情况下，集中药力发挥其最大效应，如通便药、活血化瘀药等。频服指分数次频频饮用或含在咽喉中。凡咽喉病患者、呕吐患者，宜采用多次频服的方法。缓缓服下，能使汤药充分接触患部，使其尽快见效。冲服如沉香、木香等贵重药或芳香药，久煎使有效成份挥发而影响药效，可采用冲服，即先将药物放入杯中，用热开水浸泡后即可服用。

药碎汤清

从汤剂的角度讲，汤剂药材煎煮前的碎化，在陶氏之前应该主要就是“口父咀”。汉代《五十二病方》的“父且”就是用刀斧及砧板将药物砍剁成小块状或粒状的意思。《武威治百病方》仅有的两个煮汤剂的药材都是先“父且”。后世汤剂药材碎化，不论“口父咀”、“剉”、“切”，标准要求基本都是“如大豆者”或“如豆大”，这种表述自古相承，在《五十二病方》中，就有切制药材“令大如答（草头？）”的要求，古语小豆名“答”，今苗语仍称豆为“答”。另外，自古汤剂都求汤清，陶弘景《本经集注》云：“旧方皆云口父咀者，谓秤毕捣之如大豆者，又使吹去细末”，“去细末”则无疑汤清，陶氏改“捣”为“细切”，也有切无细末的原因。《范汪方》云：“皆当去末也,末则浊难饮,不除令人烦”（“末”一当“沫”，见《金匮玉函经》）。陶又云汤液“用新布，两人以尺木绞之，澄去泥浊，纸覆令密。”去滓去沫且澄清汤液是中医的一贯传统。早在《五十二病方》中就有汤液煎好后“以布捉取其汁”的记载。后世张元素、王好古等更强调了汤剂要“清”。但对“口父咀”的理解或“口父咀”的含义后世发生了偏差。陶弘景说：“旧方皆云口父咀者，谓秤毕捣之如大豆者，又使吹去细末”。“口父咀”成了“捣”的意思，但药材的碎化效果“捣之如大豆者”，本质上仍和上古“口父咀”的效果一样。陶的说法也反映了其时代前后，民间煎药前对药材的碎化处理可能主要还是用臼杵捣碎的。晋代葛洪、陶弘景认为“口父咀”（捣）的加工效果缺点很多，建议“口父咀者，皆应细切。”（见《医心方，卷第一》引《葛氏方》、《本经集注》）。在陶氏《集注》中，“剉”法出现了，“剉”有斩、切之义。“剉”与“切”意思近似，这两种表示法后世方书都较常见。不过“切”更适于表现对鲜品、易切品的碎化，而“剉”法含义比“切”要广，且更显得有力度，适于表现对硬韧药材的碎化，由于本草药材多为干燥的根茎之类，所以后世对药材的碎化，更常用“剉”来表示，后世方书常有药材“细剉如大豆许”、“剉如麻豆大”的说法，这应该是属于“细剉”，其实还有“长三寸剉”、“二寸许剉之”这类“粗剉”。有些粗根茎的药材碎化，需要“粗剉”、劈、“细剉”结合，如甘草“凡修事，每斤皆长三寸锉，劈破作六、七片，使瓷器中盛，用酒浸蒸，从巳至午，出，曝干，细锉。”（参见《雷公炮炙论》等）。唐代汤剂药材碎化的情况，没有发现与陶时代有何的的不同。《千金要方》卷一[论合和第七]的相关论述基本就是照抄陶氏的话。唐中期７５２年《外台》方剂后明显以“切”为主，“末”次之，“口父咀”大幅减少（粗略为次：次：次）。大概是《新修本草》（６５９年）将“口父咀”解释成“今皆细切之”原因。其中交代详细些的有“切如博棋子”、“切如豆粒大”、“切如麻豆”、“切如豆”、“切如小豆”、“切如大豆”等。可见此“切”与另一历代方书常用词“剉”的意思大略一致。宋初９９２年的《太平圣惠方》中，“锉”字虽然比“末”字出现的频率高很多，但仔细分析起来，此书的汤剂基本都是煮散。宋代中药汤剂“煮散”之“散”多是粗散，与散剂之“散”为细末有别。宋代汤剂“煮散”多是要去渣的，汤液要“用纱滤去渣”或煮时用织物袋子装盛粗散。如《太平圣惠方》的“煮散”，一般有类似下列的表述：“捣粗罗为散（末）。每服N钱。以水一中盏。煎至N分。去滓。每于食后温服”。不过也有少数以细末“煮散”者是汤“和滓服”的。参见《局方》。可见“煮散”可以视为古汤法的精细化操作，不过是药材由麻豆大颗粒变成粗散而已，古法汤剂与“煮散”的关键差别在于用量变小很多。《太平圣惠方》是历史上用词最规范的官修方书。此书“锉”字出现的频率很高，“切”字也不少，前者是后者的8倍多。我发现此书凡写“切”字的，所切的药材基本都是生鲜品，而“锉”字对应的基本是干品。虽然用词有异，但此书对“锉”和“切”的详细要求是一样的，如“细切如豆大”、“锉如豆大”。《太平圣惠方》完全没有使用“口父咀”一词，这应该是编辑者的规范所致。《太平圣惠方》是宋初成书的，它反映宋代之前汤剂煮散法已经非常流行。唐中期７５２年《外台》中已经有十四方（？）煮散，有些制作、服用方法已经与宋代煮散无异，比较奇怪的是，也有些“煮散”药材居然是“切如大豆”、“捣切如豆”、切如麻豆”的。从《外台》煮散方的细致讲究来看，汤剂煮散法更象是文人士大夫或商业服务发展起来的简便式剂型。《外台》之后到宋初９９２年的《太平圣惠方》，期间两个半世纪的时间，而今天我们对这段历史时期医学发展的了解却近乎空白。汤剂煮散法可能在唐代中后期就已经获得相当的发展，后世认为是因社会动乱药材难得所致恐怕并非煮散法兴起的原因。林亿等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中说：“凡古方治疾，全用汤法，百十之中未有一用散者，今世医工，汤散未辨，宜其多说异端，承疑传谬，按汤法口父咀，（为各切如麻豆），散法治筛，（为治择捣筛），卒病贼邪，须汤以荡涤，长病痼疾，须散以渐渍，此古人用汤液、煮散之意也，后世医工惟务力省，一切为散，遂忘汤法，传用既久，不知其非，一旦用汤，妄生疑讶，殊不知前世用汤，药剂虽大而日饮不过三数服，而且方用专一，今人治病，剂料虽薄而数药竞进，每药数服，以古较今，岂不今反多乎？又昔人长将药者，多作煮散法，盖取其积日之功，故每用一方寸匕为一服，多不过三方寸匕，然而须以帛，煮时微微振动，是古人之意岂须欲多服药哉，又服丸之法，大率如梧子者二十丸，多不过三十四十丸，及服散者，少则刀圭钱五匕，多则方寸而己，岂服汤特多，煮散丸散则少乎，是知世人既不知斤两升合之制，又不知汤液煮散之法，……”林亿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医疗用药，最流行的是服散——“近世一切为散，遂忘汤法”，林亿此说，主要是指煮散，大概也包含散剂之类，按林亿所说原因是“医工惟务力省”。从林亿所论来看，古汤法的药材是切如麻豆的，而宋初的煮散的“散”就是“治择捣筛”的粗散或粗末，这也符合宋初《太平圣惠方》中煮散之“散”是“捣粗罗为散”。林亿《方例》中的这一大段议论，有为古汤法正名，倡用古汤法的意思。林是宋代使用古汤法的倡导者。宋代方剂药材的碎化方法，北宋末年的《圣济总录卷第三·叙例汤散》中交代得最清楚：“古方汤法口父咀，谓锉如麻豆，散法冶罗，谓冶择捣罗，盖卒病贼邪，须汤以荡涤，久病痼疾，须散以渐渍，近世一切为散，遂忘汤法，今以锉切口父咀，或粗捣筛之类为汤，捣罗极细者为散……”，这话前半段原本就是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所说。“今以锉切口父咀，或粗捣筛之类为汤，捣罗极细者为散”一句，细说就是凡药材碎化用“锉、切、口父咀”（锉如麻豆）者为古汤法；药材碎化用“粗捣筛”（过筛粗末）者为新兴的煮散汤法；而药材碎化“捣罗极细者（即粉末）”为散剂（丸剂也如此碎化药材）。按林亿的说法，古汤法是为了荡涤卒病贼邪，剂量小的煮散汤法是为了渐渍久病痼疾，取其积日之功。由于“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见高保衡、林亿等《伤寒论序》），所以对治疗“最急”卒病之《伤寒论》的汤剂，高保衡、林亿等特意废弃宋初官修淳化本《伤寒论》的煮散法而恢复了古汤法。可能由于官修《伤寒论》、《千金》等书的颁行，林亿、庞安时、朱肱等人对古汤法的倡导，以及名医家对“煮散”法低疗效问题的批评。从《圣济总录》以上所论看，北宋末期的时候，古汤法已经有所复兴。金元时期的方书，我翻看大略有一个印象，煮散虽还相当流行，但对古汤法的复古风气也较盛，方书中古汤法也开始多了，汤法由煮散法充斥天下，变成了古汤法与煮散法并行。尤其易水学派一系，力倡古汤法。张元素及李杲的《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说：“仲景云∶锉如麻豆大，与口父咀同意。夫口父咀者，古之制也。古无铁刃，以口咬细，令如麻豆，为粗药煎之。使药水清饮于腹中，则易升易散也，此所谓口父咀也。今人以刀器锉如麻豆大，此口父咀之易成也。若一概为细末，不厘清浊矣。”碎化药材的具体方法是“用刀桶内细锉，以竹筛齐之”（张元素）。李杲的学生王好古年《汤液本草》、罗天益年《卫生宝鉴》也采用了同样的说法。更早北宋朱肱就说过“古人制咀锉如麻豆大煮清汁饮之名曰汤”。他们都强调了煎汤药材“麻豆大”、汤液要“清”，这是古汤法的特征，与煮散法的药材“捣粗罗为散”或“上为粗末”是不同的。在李杲撰年《兰室秘藏》方剂中，注明“锉如麻豆大”或“口父咀如麻豆大”就很多见，其书中略语“上口父咀”无疑也是这个意思。宋元时代的《活幼心书》、《女科百问》、《妇人大全良方》、《瑞竹堂经验方》、《卫生宝鉴》等书中所说的“上口父咀”、“上锉”也应是这个意思。但是金元时期复古的汤法却不是真的古汤法，而是古汤法与煮散法的混合体。其药材碎化使用了古法碎如“麻豆大”，但其处方用量不同于古方的一剂日三服用的剂量，而是变成煮散法的一剂一服的小剂量（沈括：“（煮散）一剂不过三五钱极矣”）。简略表述就是“上口父咀（或锉）如麻豆大，每服*钱”，而煮散法则为“上捣粗罗为散（或“共为粗末”），每服*钱”。差别在于药材碎化程度不同，一为粒一为末。有的研究者只是泛泛说金元时代还是煮散法为主，没有注意到这一关键的变化。关键的细节是，“麻豆大”具体是多大？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以胡麻（芝麻）、大麻子（汉麻、火麻）、胡豆（豌豆）、赤小豆、大豆、梧子等来表示丸药的大小，可见“麻豆大”应是一个约略说辞，既如“麻、豆大”。由于语境中“麻、豆大”是指药粒，“麻”大概不会是指如芝麻大，而应是指如麻子大，麻子（汉麻）是中国古老的粮食作物，原本是谷物，后来变成重要的油料作物，其子粒如绿豆大小。在今大西北地区，麻子仍是普通百姓喜欢的一种食材和零食。由于常见，所以古人用其做为物体大小的参照物，大豆也一样。如“麻、豆大”即是如绿豆或大豆那么大。陶弘景说玉屑“屑如麻豆服之。”苏敬谨案∶“饵玉，当以消作水者为佳。屑如麻豆服者，取其精润脏腑，滓秽当完出也。又为粉服者，即使人淋壅。屑如麻豆，其义殊深。”药材切片秦汉以来都有，但在明代以前并非直接用于方剂（特例除外），而是还要破碎如麻豆大入汤或粉碎成细末为散或丸。如陶弘景就说：“凡合丸、散药，先细切、曝燥乃捣之。”尽管南宋《武林旧事》提到了“饮片”，南宋朱瑞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中也出现了“铡”字。但从宋金元的方书考察来看，饮片确实基本未在汤剂中直接使用，而基本是要制成粗散后才下汤。此“饮片”似非今日饮片的意思。很多学者认为汤剂“饮片”开始于南宋实际是难以成立的。关怀《中药饮片发展史》认为，饮片一词的出现可能与唐宋流行的商售“饮子”有关，即商业制作饮子需要能使汤液较清的切片药材。此为一说。除《武林旧事》外，比较早出现的饮片史料还有:南宋·齐仲甫年《女科百问》[卷上.第三十五问妇人昼则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有：“小柴胡加地黄汤……柴胡(一两一分)、人参、半夏、黄芩、甘草、生地(各半两)，上咀片。每服五钱。水二盏。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去滓温服……”这些药材确实是适合切片的，“咀片”一词的出现比《武林旧事》（年）提到的“饮片”还要早。明·陶华约撰于年的《伤寒六书》[杀车槌法卷之三]：“一用川大黄，须锦纹者，佳。锉成饮片，用酒拌均，燥干，以备后用，不伤阴血。如年壮实热者，生用，不须制之。此为良法。”史料表明，至迟在明代年左右，饮片就已经成为汤剂煎煮的主流药材形式。如下。《云梦县志》有以下史料：“郑文贤，不知何许人，第从李于鳞游。于鳞有《送文贤游大梁序》，称许文贤。于鳞不轻许可，其言必信。其序云：郑生者，名文贤，楚之云梦人也。少慕伯阳之术，往往谈长生。自云梦来关中叁千里，持一囊药耳。所至逆旅，医小儿即食其妪，医老即食其子弟，医女即食其夫，度叁千里如在里巷中矣。然不为糈也，其来关中，庶几望见能为长生者焉。余盖苦病叁十年于兹，言医也，即未尝见医视脉如生者焉，岂其诊书异，有他禁方耶?生又自言医且五十年于此，手指之附人脉，多于握匕箸，咀片如丘陵，即未尝不精神与病者通，长桑君岂实视见垣一方人哉?不察见脉而治病，其碍岂啻垣一方?关中故多贤豪人，即如大中丞何某博物君子，亦言生矣。余又言秦越人来长安游时事，生未尝不辄苦其术而隐之不得。属余在告将归，生亦欲游大梁，关中自大中丞许大司徒刘以下，皆赋诗赠之，而余序其右方云。”其中提到“咀片如丘陵”，可见当时药材已经主要是饮片了。而李于鳞即李攀龙（-），明代诗人。嘉靖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历任郎中、陕西提学副使等职，官至河南按察使。明·沈之问年的《解围元薮》[卷四防风通圣散]：“……共为末，每服三钱酒下，如饮片姜枣煎服，以渣晒干，煎汤洗浴。”（此条存疑，“饮”与“片”之间用标点分割也可）。明代人一般称饮片为“咀片”，它比“饮片”更常用。明陈嘉谟年《本草蒙筌》说：“古人口咬碎，故称咀。今以刀代之，惟凭锉用。犹曰咀片，不忘本源。诸药锉时，须要得法。或微水渗，或略火烘。湿者候干，坚者待润，才无碎末，片片薄匀。状与花瓣相侔，合成方剂起眼。仍忌锉多留久，恐走气味不灵。旋锉应人，速能求效。根梢各治，尤勿混淆。”饮片切制的三道工序“软化”、“切片”、“干燥”，只差“干燥”没有提到。而且反映当时的药材切片技术已经很出色了。张洁年《仁术便览》：“凡七八九月，遇晴明天气，预制咀片过冬。冬月天寒，水冰制则失药力。”年《万病回春》[卷之六虚劳乌骨鸡丸]有：“……上俱锉成饮片听用。”明代“咀片”汤剂的兴起与煮散法的消亡。如同煮散法的兴起一样，具体的原因目前并不清楚，或比较复杂。可能与煮散法量小效低，以及汤液不清等因素有关。也可能与当时医学尊经复古的风尚有关。还可能是明代某位药商的技术创新而引发的变革，可能是追求陶弘景所说的“细切”，因刀具、切片技术的进步切片越来越薄，最后薄到不需要再粉碎了，毕竟这比先切再捣或锉成麻豆大要简便省事，药材形态也更美观，还有容易鉴别、易晾晒等优点。总之，明代生药完全进入了饮片时代，流行至今。大约明代年之后，药店给付顾客的生药应该已经统一为可以直接煎煮的饮片了，汤剂药物一般不再需要顾客自己临用碎化了。方书中的汤方交不交代药物的碎化方式实际都没什么意义了。明代药业兴盛、商业竞争激烈，其药材炮制、碎化技术已经达到古代药物炮制的高峰。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泡茶叶喝清茶也是明代成为主流的，明代之前主要也是茶饼、茶团粉碎过筛以末为茶汤。这一相应的有趣现象恐怕不是简单的巧合，或有更深刻广泛的历史背景。唐代中期以前，入汤剂药材是“口父咀”或“捣”“如大豆”；五代两宋汤剂流行煮散法，煮散的药材是“捣粗罗为散”或“为粗末”；金元煮散虽还流行，但古汤法已有所复兴，两法并行，复古汤法入汤剂药材是“锉如麻豆大”或“口父咀如麻豆大”，但处方用量不同于古方的一剂日三服用的大剂量，而是变成如煮散法的一剂一服的小剂量。尽管南宋出现了“咀片”、“饮片”的用词，但从宋金元的方书考察来看，饮片基本未在方剂中直接入汤使用，而基本还是要碎化成麻豆大或粗散才入汤。大概在明朝中期年左右，“咀片”（饮片）就已经成为汤剂煎煮的主流药材形式。

汤方剂量

剂量系指一次给药后产生药物治疗作用的数量。单位重量以千克()、克（g）、毫克()、微克（μg）等四级重量计量单位表示；容量以升（l）、毫升（ml）两级计量单位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恒定的，即1千克()=克（g），1克（g）=毫克()，1毫克()=微克（μg）；1升（l）=毫升（ml）。在中医药中的剂量含义：剂量是指临床应用的分量。它主要指明了每味药的成人一日量（按：每味药物标明的用量，除特别注明以外，都是指干燥后生药，在汤剂中成人1日内用量）药物剂量市制与公制计量单位及换算中药的剂量单位，历代相异，古今有别。明清以来，普遍采用16位进制，即1斤=16两=钱。现今我国对中药生药剂量采用公制，即1kg=g。为了方便处方和配药，特别是古方剂量的换算，通常按规定以近似值进行换算，即1两（16位制）=30g，1钱=3g，1分=0.3g，1厘=0.03g。药物确定剂量的依据（一）药物的性质性能1、药材质量质优力强者，用量宜小些；质次力不足者，用量可大些。2、药材质地花叶类质轻之品用量宜轻，金石、贝壳类质重之品用量宜重；干品用量宜轻，鲜品用量宜重。3、药物的气味气味平淡作用缓和的药，用量宜重；气味浓厚作用峻猛的药，用量宜轻。4、有毒无毒有毒药，应严格控制剂量，不得超过安全范围；无毒药，剂量变化幅度较大，可适当增加用量。（二）用药方法1、方药配伍单味应用时剂量宜大，复方应用时剂量宜小；在方中作主药时用量宜稍大，而作辅药时则用量宜小些。2、剂型入汤剂时用量宜大；入丸散剂时用量宜小。3、使用目的某些药因用量不同可出现不同作用，故可据不同使用目的增减用量。如以槟榔行气消积用6-15g即可，而驱绦虫则需用60-g。（三）患者情况1、体质在以祛邪为主时，体强者用量宜重，体弱者用量宜轻。以补虚为主时，脾胃强健者，用量宜稍大；脾胃虚弱者，用量宜轻小。2、年龄小儿发育未全，老人气血渐衰，对药物耐受力均较弱，故用量宜减少；而青壮年气血旺盛，对药物耐受力较强，故用量宜大些。小儿5岁以下通常用成人量的1/4，5岁以上可按成人量减半用。3、性别一般说男女用量差别不大，但在妇女月经期、妊娠期，投用活血化淤药则宜减量。4、病程新病正气损伤较轻，用量可稍重；久病正气损伤较重，用量宜轻些。5、病势病急病重者用量宜重，病缓病轻者用量宜轻。6、生活习惯与职业如以辛热药疗疾，平时不喜食辛辣热物或常处高温作业的人用量宜轻，反之则用量宜重。（四）因时、因地制宜依据气候的冷暖和地域的干燥或潮湿增减用量等。大剂量还是小剂量经方配伍巧妙，方精药简，疗效显著，经历千年而不衰。先贤有云：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经方剂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方本原剂量大小经方本原剂量问题是一个以经方本原剂量大小为基本内容的问题。有人认为经方本原剂量大小问题用不着研究，临床医生按照具体病例确定剂量即可。北京中医药大学傅延龄认为经方本原剂量不仅仅是一个还原历史和文献本来面目的事，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找一个最佳的临床方药用量范围，以保证方药的疗效并促进临床疗效的提高。通过对出土文物的分析，柯雪帆等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认为，东汉张仲景用药量1两等于15.克，一铢等于0.65克，1斗等于毫升，1升等于毫升。丘光明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一书中对大量的出土权器与量器进行考究后，将东汉一斤量值定为约克，即1两为13.75克。范吉平等学者在《经方剂量折算研究述评》中认为，通过对东汉时期度量衡器的直接测量、核算而得到的折算关系，是建立在现今考古学成果基础上的，因而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以上两种换算是较为公认的结果，但也有异议。黄英杰《〈伤寒论〉用药剂量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中认为柯雪帆等根据光和大司农铜权，考证出东汉时的一两折合为15.克，此说虽基本可取，但也有不足之处。因光和大司农铜权，实测克，但此权并无自铭重，所以未知斤数，据推测若是12斤权，则一两为15.6克，此为柯氏推论之根据来源；但是此权若是13斤权，则一两为14.4克；若是15斤权，则一两为13.克。诚如丘光明所言“尚难以折算此权的单位量值”。黄英杰通过考据和实测结果认为，对于东汉两的考据为13.75～15.6克的结论，不宜直接推断为《伤寒论》的两值，张仲景沿用了伊尹《汤液经》之计量标准，一两应约为10.02克。丁沛在《从桂枝汤推测经方之剂量》研究中，通过对桂枝汤药物组成及组方思想的分析，推测在桂枝汤方中可能暗含的药物剂量关系，从而推测经方剂量，并通过药物实测法得出了经方剂量与现代剂量之间的折算值，结果是经方一两应为14克。日本汉方名医大塚敬节《药物的权量》认为“汉制一两，合今1.3克，一升合今毫升”。矢数道明《汉方处方临床应用解说》认为张仲景方基本上按一两为1.33克折算。可见，对于经方原本剂量的换算至今未有明确的结论，仲景的一两到底是多少克，这或许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迷。但疗效才是硬道理，抛开严谨的考证，不妨看看当代经方名家用药的常用剂量及疗效，试窥剂量之定位与影响。当代经方常用剂量若按一两等于15克左右来换算，那么桂枝汤原方中桂枝和白芍都是45克，显然在当代很少有人会开出这样的剂量，这也不易被患者接受。以桂枝汤为例，原文中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炙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经方大家刘渡舟教授常用剂量为：桂枝9克，芍药9克，炙甘草6克，生姜9克，大枣12枚。经方大家胡希恕先生常用剂量为：桂枝9克，芍药9克，炙甘草6克，生姜9克，大枣4枚。全国名老中医门纯德常用剂量为：桂枝9克，芍药9克，炙甘草6克，生姜9克，大枣4枚。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教授先生常用剂量为：桂枝15克，芍药15克，炙甘草10克，生姜15克，大枣12枚（20克）。以上四位都是当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经方家，门诊患者络绎不绝，疗效颇佳，他们都以3克或5克来换算一两。阅读他们的医案可以发现，他们处方所用剂量一般都在3至30克之间，未有超出国家药典剂量的使用。这种常规剂量的使用，似乎约定俗成，被众多医家所运用，也被普遍患者所接受。这说明，即使仲景所处时代的一两的确等于现代的15克，我们用3、5克来换算也是符合时代需求的。或许那个时代寒疫严重，病重药轻无法及时挽救生命；又或许今人之体质偏于孱弱，承受不住大剂量的药物使用。小剂量与大剂量世间万物有阴有阳，既然有常规剂量，就有不常规的剂量。随着扶阳派和火神派的兴起，大剂量的处方用药也被一些医家所热衷。他们开麻桂附，起手10克以上，细辛也常在10克以上，其它普通药物也从15克开起，所谓“量大力宏、见效快”。医院赵杰便是如此的风格。同是山西名医门九章教授则主张方精药简，运用联合方组，小方治大病，以小剂量的方药频服、久服治疗慢性疑难杂病，比如理中汤常用剂量为：人参5克、白术9克、干姜5克、炙甘草6克，四逆汤常用剂量为：制附子6克、干姜4克、炙甘草4克。此两位名医皆善用经方，但剂量相差甚大，孰是孰非？且看日常门诊，皆可谓门庭若市，疗效亦佳。患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若疗效不好，谁会愿意排着长队来挂号看病呢？毋庸置疑，大剂量、甚至超出药典规定量的处方用药是比较不安全的，这要求医生精准地识病辨证、遣方用药，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会导致患者的不良反应，甚至越治越差。而有些时候，人体自身的免疫协调能力会把这些药物副作用及时处理，进而掩盖掉，让医家和患者都不觉得用药有误，殊不知这对患者的健康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患者既病，岂可再以药伤之？当然，若治对路了，确能快速见效，短期内拔除病根，皆大欢喜。小剂量的用药也要求准确辨证，用药重在拨动人体气机，达到“四两拨千斤”之效，但更重要的是患者要对医生或医生的治法流派有充分的信任，才能坚持长期地服药，缓慢地调理疾病。另外，医生的气质、人格魅力也是关键，这在无形之中会影响病人的信念、习性，进而引导病人走向痊愈。笔者曾跟诊门九章教授两个月，发现他对每个患者都面带微笑，无贵贱之分，耐心询问病情，嘱咐患者如何喝药、如何建立正确的饮食作息观，并疏导患者因生病而忧愁、烦恼的情绪。作为跟诊学生，亦常常感受到这股温暖。可以说，这样所产生的非药物治疗对疾病的痊愈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大小剂量如何形成当代经方的应用，不管是小剂量、大剂量，还是常规剂量，皆有经方家坚守着。为何会有这种局面？细思之后，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和医家所学、所处的流派有关。比如扶阳派、火神派，喜用温热药，且用量偏大；山西门氏杂病流派则崇尚方精药简，用量小。和医生的个性有关。黄煌教授曾言：经方家都具有一种特质，他们敢于坚持真理，性格直率耿直和特立独行。这说的是经方家总体的特质。若对个体经方家而言，胆大性急之人则用药常常偏大，喜欢速战速决；谨慎心细之人则喜四平八稳，稳中求进，用量自然不大或者偏小。和患者的病情有关。同一疾病，症状轻者，用量宜小，症状重者，用量可大。所谓急则治标，在急危重症面前，为避免病重药轻、错失良机，大剂量的用药在所难免。山西李可老中医便是个典型的代表，其用自创的破格救心汤成功地治愈了千余例心衰重症，医院已发病危通知书的垂死病人起死回生。和患者的体质有关。若患者形体强壮，则可耐大剂量药物使用；若患者素体孱弱，则务必小剂量用药，徐徐图之。和当代中药的质量有关。因为现今大部分中药都是批量种植，且炮制方法不严谨，导致药效早已有所下降，不及古时之药力，所以很多医家喜欢以提高剂量来弥补这一缺陷。某些药物的用量变动可发挥不同的功效。比如生白术用至30克以上还有润肠通便之效；柴胡用小剂量偏于提升中气，中剂量则疏肝解郁，大剂量则疏风散热效佳。有道是，存在即合理。其实只要疗效肯定，剂量之大小并无对错之分。错误的理论也终将在社会实践中所淘汰。对于年轻中医师来说，除了提高自己的辨证能力、对症用药，该如何定位自己处方的剂量呢？大剂量，恐怕辨证水平还不够高明，难免误诊误治，而大剂量的误用最易出医疗事故。小剂量，患者对年轻中医没有足够的信任与耐心，怕是喝了三剂药还未治好胃痛，就果断换医生了。蒲辅周老先生晚年提到：“要避免杯水车薪，也不能药过病所，用药剂量不宜过大。我年轻时，读叶天士《临证医案》，看到他用量甚轻，多年后才理解，人病了，胃气本来就差，药多了加重其负担，反而影响吸收，这是很有道理的。”笔者认为使用符合现今药典的常规剂量来使用经方是比较合适的，在此基础上依据患者的病情轻重、体质情况再作调整，在辨证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可使用大剂量，稳中求快。能在当天解决病痛的，决不拖到次日；可以三剂药痊愈的，就不开七剂药。这样，既可让患者早日痊愈，也可节省医疗资源，也更有利于中医取得患者的信赖和树立良好口碑。

汤剂忌口

俗话说：“吃药不忌口，坏了大夫手”。忌口即指治病服药时的饮食禁忌。忌口是中医治病的一个特点，历来医家对此十分重视，其有关内容也广泛存在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籍中。实践证明，忌口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平时食用的鱼、肉、鸡、蛋、蔬菜、瓜果、酱、醋、茶、酒等普通食物，它们本身也都具有各自的性能，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药物的治疗作用，均产生一定影响。如清代章杏云所著《调疾饮食辨》一书中云：“病人饮食，藉以滋养胃气，宣行药力，故饮食得宜足为药饵之助，失宜则反与药饵为仇。”所以，病人服中药时有些食物应忌服。如服用清内热的中药时，不宜食用葱、蒜、胡椒、羊肉、狗肉等热性的食物；在服温中类药治疗“寒证”时，应禁食生冷食物。在古代文献中亦有大量记载：甘草、黄连、桔梗、乌梅忌猪肉；薄荷忌鳖肉；茯苓忌醋；鳖鱼忌苋菜；鸡肉忌黄鳝；蜂蜜反生葱；天门冬忌鲤鱼；荆芥忌鱼、蟹、河豚、驴肉；白术忌大蒜、桃、李等。这说明服用某些药物时，不可吃某些食物。如果吃了禁忌的食物，疗效就不满意或起相反作用。另外，由于疾病的关系，在服药期间，凡属生冷、油腻、腥臭等不易消化或有特殊刺激性的食物，都应忌口。例如，伤风感冒或小儿出疹未透时，不宜食用生冷、酸涩、油腻的食物；治疗因气滞而引起的胸闷、腹胀时，不宜食用豆类和白薯，因为这些食物容易引起胀气。其他，诸如水肿病人少食食盐；哮喘、过敏性皮炎病人，少吃“发食”如鸡、羊、猪头肉、鱼、虾、蟹等。“忌口”也不能绝对化，要因人、因病而异，对一般病人，特别是慢性病人来说，若长时间“忌口”，禁食的种类又多，则不能保持人体正常所需营养的摄入，反而降低了人体的抵抗力，对恢复健康不利，因此，在医师指导下，可适当食用增加营养的食物，以免营养缺乏。

汤剂发酵

我国古代人们非常有智慧，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将发酵法应用于中药炮制中。传统中药如：六神曲、淡豆豉、半夏曲、红曲、沉香曲，豆黄等，均是通过利用自然界的微生物固体发酵后而形成的药物。如半夏曲的制造，《本草纲目》记载：“半夏研末，以姜汁、白矾汤和作饼，楮叶包置篮中，待生黄衣，晒干用。”其性味苦辛、平，能祛痰止咳、消食积、治泄泻[1]，半夏本身具有一定的毒性，经过发酵后其原有的功效加强，而毒性却大大降低。淡豆豉的发酵是“用黑大豆二三斗，水浸一宿，沥干黄熟，摊席上……蒿覆，侯黄衣上遍……安瓮中筑实，桑叶盖厚三寸，密封泥……如此七次”而成，性味苦寒，具有解表除烦、宣郁解毒功能。豆黄也用黑大豆发酵制成，“用黑大豆一斗．黄熟，铺席上以蒿覆之，如氽酱法，待上黄取出晒干”。其性味甘温，能祛湿痒、健脾益气。未经发酵的黑大豆，则性味苦平，有活血、利水、解毒作用。从上述可以看，这种传统发酵方法是将药材与辅料混和，在常温常压的自然条件下，利用自然存在的微生物发酵而成，其结果是提高了药效、改变了药性，降低了毒副作用，甚至有新的功效产生。这种传统的发酵方法沿用至今，经久不衰。现代用发酵法炮制单味中药，有了很多进展，不但对固体发酵而且对液体发酵也有许多研究，结果发现发酵前后无论是其本身的成分或是原有的功能都发生了的很大变化，这和古代传统发酵方法的结果是一致的。甚至发现更有价值的功效，如抗癌等。固体发酵中如对五倍子,大黄，黄芪等的发酵。研究发现五倍子发酵后其涩肠止泻功能大大加强，同时产生没食子酸，产生抗菌，抗病毒，抗真菌，抗肿瘤，抗过敏及利胆和支气管扩张等新的药理作用。而未发酵的五倍子却没有这些作用。戴万生等用发酵法炮制大黄，改变了大黄有效成分中蒽醌类的含量。经酵母发酵后发现较传统方法发酵法保存了更多的大黄葸醌，并使有泻下作用的结合类蒽醌含量降低，在临床应用上缓和了大黄峻烈的泻下作用及对胃肠道的不良反应；同时作为抗菌、抗肿瘤的主要有效成分的游离型葸醌的含量增加了6倍左右，扩展了其应用范围。香港中医吴志勇博士与内地教授林陆山合作．运用生物技术发酵黄芪获得成功。使药效大大提高，发酵黄芪所含的黄芪多精最多为传统工艺的5倍，且动物实验证明发酵黄芪的用量为传统方法制成的用量减少了28倍，即可产生相同的药效。喜树碱具有较强的抗肿瘤活性，同时又具有严重的胃肠毒性，如抑制骨髓功能和引起出血性膀胱炎等，制约了它在临床的进一步应用，10一羟基喜树碱是喜树碱的结构类似物，对多种癌症具有显著的疗效，且毒副作用很小，采用无毒黄曲霉菌株将喜树碱转化为10一羟基喜树碱，转化率达50％以上。使喜树碱对胃肠毒性大大减少。云南大学与昆明植物研究所李国红等人联合采用枯草芽孢杆菌对三七根进行发酵后．在对其中的皂苷成分的研究中发现，从发酵后的三七中分离到了人参皂苷RH4。这种化合物未在发酵前检测到。说明这种化合物是通过发酵产生的，可能是在发酵的过程中。三七须根的某些皂苷成分被微生物转化为人参皂苷。液体发酵中如金建明等[7]利用龙舌兰发酵后，从发酵液中分离得到了一种新的化合物一一龙舌兰苷C。。王林等人用麻黄、莱菔子、金银花、连翘四味中药发酵灵芝菌，发现这四味中药对灵芝菌的生物量有明显的促进和增加作用，且使灵芝发酵液的止咳、去痰作用高于其与中药混合发酵前。王峰等在鸡腿蘑的发酵培养基中添加了毒性低、药食两用的中药材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添加苦瓜后的发酵液具有明显的降血糖功效。综上所述，无论是固体的或是液体的单味中药，经过发酵后其成分，功效等都有很多变化。这可能是由于微生物具有非常强大的分解转化物质的能力，和能产生丰富的次生代谢产物。在其新陈代谢和生长繁殖中将中药分解各式各样的有机物质。从而产生新的药效。由此可见，此发酵方法比一般的物理或化学的炮制手段更大幅度地增强和调整药性，提高疗效，降低毒副作用，扩大适应症。单味中药经过发酵后有如此强大的变化，那么复方中药汤剂本身在煎，浸的过程会产生很复杂的变化，如果再经过发酵的话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已经有人做了这样的研究。复方中药汤剂发酵成功的研究例子虽然不多但充分展示了其发酵的远大意义和前景。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到新的思路和启发。中国传统中医发展了几千年，到如今已有的经典方，验方不知其数，如果将这些方子都进行发酵研究的话，我们会有很多事情需要研究。从几年前非典在全球的肆意妄为，到如今禽流感在全球流行严重，我们也可以从中去寻找新的抗病毒的药物。许多中药经过发酵后产生了抗肿瘤的效果，那么今后研究新的抗肿瘤却不带毒副作用的药物又有了新的途径。还有，中药制剂种类很多，有丸，膏，散，粉等，其中煎剂最易吸收，但是众所周知，中药汤剂的味道恐怕没人喜欢吧，这也是阻碍中药向全球发展的一个重大原因。如果我们将中药汤剂经过发酵后，不但有很多好的功效，而且在口味上来一个巨大的改变，不是原来的苦涩难喝，而变成酸酸甜甜男女老少都爱喝的话，那么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不可估量。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报道中药经过发酵后，其口味是否发生了改变。古人对中药发酵都是通过自然发酵而成，而现代研究手法都是利用单一的菌种人为引起发酵，试想，如果我们也将中药汤剂和古人一样利用自然来发酵，就类似泡菜发酵，其功效和口味将会有怎样的结果呢？笔者试目以待。综上所述，由于复方中药本身在中药新药研究开发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微生物发酵法的应用不但可扩大中药治疗范围，而且在剂型改进、口味变更及创制新药等研究方面可提供新的思路和技术手段，有望给中药新药研究开发注入新的活力并带来爆炸性的变革，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还有利于推进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提高我国中药的国际竞争力，为中药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备急千金要方》论合和第七

问曰∶凡合和汤药，治诸草石虫兽，用水升数消杀之法则云何？答曰∶凡草有根、茎、枝、叶、皮、骨、花、实，诸虫有毛、翅、皮、甲、头、足、尾、骨之属，有须烧炼炮炙，生熟有定，一如后法。顺方者福，逆之者殃。或须皮去肉，或去皮须肉，或须根茎，或须花实。根据方炼治，极令净洁，然后升合称两，勿令参差，药有相生相杀，气力有强有弱，君臣相理，佐使相持，若不广通诸经，则不知有好有恶。或医自以意加减，不根据方分，使诸草石强弱相欺，入人腹中不能治病，更加斗争，草石相反，使人迷乱，力甚刀剑。若调和得所，虽未能治病，犹得安利五脏，于病无所增剧。例曰∶诸经方用药，所有熬炼节度，皆脚注之。凡煮汤，当取井华水，极令净洁，升斗分量勿使多少，煮之调和，候火用心，一如炼法。凡煮汤，用微火，令小沸，其水数根据方多少，大略二十两药用水一斗，煮取四升，以此为率。皆绞去滓而后酌量也。然则利汤欲生，少水而多取汁者，为病须快利，是以少水而多取汁。补汤欲熟，多水而少取汁者，为病须补益，是以多水而少取汁，好详视之，不得令水多少。汤熟，用新布，两人以尺木绞之，澄去浊。分再服、三服者，第二、第三服以纸覆，令密，勿令泄气。欲服，以铜器于热汤上暖之，勿令器中有水气。

整理文稿：藏曌

?毉藏?亼毉藥道??歸藏?藏修合亼?藏曌樊红杰，字藏曌，号?亼，祖籍南阳，中医师，国家高级环境规划师，人文手诊学派、手道养生创始人、手诊医学/手道文化/藏象医学/研究宣导学者，手道堂?藏象斋?藏亼门创始人。著有《手诊纲目图谱》《手诊养生纲目图谱》《手诊图谱大全集》《手诊全书》《手诊圣经》《手道图说》《手经藏象》《藏象内经》《藏象外经》《药证亼解》《望藏瞐亼》《亼毉藥道》《龟藏卜易》《归藏卜毉》《毉道真经》等著作。拥有15项核心专利，7项版权?，12个商标，12部著作权。研究传统风水时空场与古建筑养生学，探索炁脉风水格化合亼学术。研修藏象医学与龟藏卜毉，创新手相手诊手道与望藏瞐亼，创立藏亼门庠塾教化，传承医藏精华，守正归藏精神，创新藥道精髓，长期隐居罗浮山或云台山，传道授业解惑，悬壶济世，追求上古真人形与神俱之真谛。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